日期：2026-06-15 19:00:36
毛主席在一次游泳过后不慎患上重感冒，经介绍求助一位老中医，但那位中医却说：“必须要答应我三个条件，否则我绝不会下笔!。”
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三日深夜，毛主席的书房里没有太多声响。唐由之准备做白内障手术，旁边人都屏着气。毛主席闭着眼，听的是《满江红》。这画面有点特别，一个年迈的政治家，一项从传统眼科里走出来、又被现代医学反复打磨过的针拨术，凑在同一盏灯下。心率稳，血压也稳。外头的人紧张，屋里反倒像被乐曲压住了风浪。
这不是突然冒出来的一次“信中医”。毛主席对中医的态度，绕不开一个词，实用。能不能解释，可以慢慢研究；能不能救急，病人最清楚。唐由之那次手术之前，医疗组并不是凭胆子上阵，他们拿高龄白内障患者做过对照观察，反复比较，才把方案定下来。传统经验若不经整理，就容易被人当成老把式；一旦进了病案、观察、改进的轨道，它就不再只是传说。
再往前推到青岛。一九五七年夏，中央在青岛开会，毛主席下海游泳后受凉，感冒拖着不退，还添上失眠。随行医生用西药，效果不明显。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请来刘惠民。刘惠民是老中医，药方有时用得重，保健医生心里打鼓，这也正常，谁都怕担责任。刘惠民也不装胆大，他开方前把条件说清楚，药由舒同夫人石澜去抓，石澜亲自煎，还得亲眼看着毛主席服下。
这话听着硬，细想又很稳。药出了门，经过谁的手，火候怎样，服没服到位，全要有人盯住。舒同愿意担保。毛主席病中还笑，说舒同担保了，那就没什么怕的。药下去三天，感冒退了，睡眠也松动起来。毛主席又问酸枣仁为什么要生熟同用。石澜把陕北酸枣、安神醒神的差别讲给他听。他听完大笑，说她讲得细，像能改行当医生。病房里那根绷紧的弦，啪一下松了。
延安的窑洞里，也有过类似的场面。毛主席长征时落下关节痛，到延安又犯，胳膊抬不起来。西药吃过，不顶事。李鼎铭被请到杨家岭。这个人不只是陕北名医，还是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。毛主席亲自迎他进门。李鼎铭问清病情，诊脉后开了四剂中药。当时身边西医不同意，毛主席还是服了。药后病痛退去，胳膊活动恢复。李鼎铭后来还用按摩帮他调过胃病。
这件事的分量不在“四剂药”三个字，而在它后面接出来的路。毛主席把李鼎铭介绍给周恩来、朱德、林伯渠、谢觉哉、王稼祥等人，也让他给八路军干部战士看病。部队里缺药，伤病又多，中医若能顶上去，那就不是面子问题，是救命问题。李鼎铭还培养了一批中医人员，分到各部队。战地医疗没那么漂亮，常常是灰头土脸，药罐子旁边放着军用水壶，可人就是这样被一点点拉回来。
一九五零年，毛主席发烧一个多星期，针也打了，药也吃了，热不退。他请孔伯华看。孔伯华诊脉开方，两服药后烧退。
几年后，章次公调到卫生部任中医顾问，林伯渠呃逆月余，被他三剂药治住。毛主席听人说起这事，很高兴，身体不适时也请章次公。两人曾深夜长谈中医学。毛主席读过医书，问得细，章次公答得从容，他称章次公为难得的高士。这不是客套，懂行的人遇上真有本事的人，眼睛会亮。
一九五九年冬，刘惠民又给毛主席看感冒。
毛主席问“上火”该怎么讲。刘惠民按中医理论说了一通，毛主席笑，说听不懂。刘惠民想了想，换个说法，说西医学了中医，再用中医的话讲出来，主席就懂了。毛主席一听，来了精神，说关键正是在西医学习中医。这里头没有玄学味儿，倒像一句大白话：别隔着墙吵，先把对方的门道弄明白。
针灸那一段更有意思。
一九五五年四月，毛主席在杭州请朱琏吃饭。朱琏是针灸专家，又任卫生部副部长。她的《新针灸学》送到毛主席那里后，他认真读过，还把针灸和现代医学理论联系起来谈。饭桌举杯，旁人以为会讲团结的场面话，他偏把话落在针灸上，说针灸不是土东西，是科学，将来许多国家都会用。那杯酒，当年听着像兴之所至，其实分量不轻。
毛主席推动中医，也不是停在几次诊病上。一九五四年前后，他主张筹建中医研究机构，请好中医参加研究，也让好西医学习中医。一九五五年十二月，中医研究院成立，西学中班办起来。一九五六年，北京、天津、武汉、上海、成都、广州等地相继开班。
一九五八年十月，他又提出培养中西结合的高级医生，说中国医药学是一座宝库，不能让它躺在旧纸堆里吃灰。
所以看毛主席和中医，别只盯着药方神不神，也别急着把它说成单纯的传统情怀。他信中医，可不是闭眼信；他用西医，也不让西医一口吞掉全部解释权。
青岛那碗药、杨家岭那四剂方、杭州那杯酒、书房里那台手术，分开看是几件小事，合起来看，是一种很硬的判断：治病救人这件事，门户越窄，路越堵。屋里药气慢慢升起来，海风在窗外吹，病人终于能睡一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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